毛泽东同志在和柳亚子的诗词中曾写道：“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其中的“昆明池”，即是指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下一波光摇曳千顷池面的人造湖泊。按理说，北京与昆明相距数千里之遥，京城开凿的人工湖泊，怎么会与云南边疆的一个地名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纵观历史，我国封建王朝的京城中，几乎都有一个冠以“昆明池”名称的人工挖掘的湖泊。为什么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京城修建的湖泊，会不约而同地采用远在数千里之遥边疆的一地名来命名?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两干多年前“汉习楼船”的一段历史说起： “昆明”一词，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据有关人士考证，“昆明”最早是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称谓的音译演化而来。《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族之别称，古代昆明族，在早期的史书中也有称“昆弥”者。昆明族傍水而居，据我省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考证，是指居住在古代叶榆(今大理)洱海地区的游牧民族，但也有人认为是指居住在滇池地区的游牧民族。后来，昆明逐渐演化为地名。

　　西汉时期，为消除匈奴的长期侵扰，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准备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公元前122年，张骞从西域返回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中国产的蜀布和筇竹杖，据说是从身毒国(今印度)贩运去的，估计西南夷可通印度。汉武帝对此极为重视，派遣使者“四道并出”，以探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然而，当汉朝使者来到傍水而居的昆明族地区时，“昆明之属……辄杀略汉使，终莫能通”(《史记．西南夷列传》)。汉武帝一怒之下，决心以武力讨伐昆明，便征发因犯罪遭贬谪的官吏在长安西南开凿了一个周围四十里的人工湖，称之为“昆明池”，以象征洱海(一说滇池)，演习水战，准备以武力打通通往印度的道路。司马迁在《史记．平淮准书》中记载了当时的盛况：“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沿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后来，汉武帝的讨伐之役因故未能付诸行动．但从此以后，历代封建帝王都将在京城修建的人工湖，沿袭称为“昆明池”。

　　汉武帝用来演习征战的楼船，虽然最终没有派上用场，但却为后世留下了“汉习楼船”这一著名的历史典故。从这一历史典故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商品是无脚的使者。在人类社会，只要出现了商品和商品交换，便会随着需求而出现不同地域之间的流通．从而开辟出一条条商道来。这些商道，往往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率先从民间产生而世代相传袭，古蜀身毒道即是一个明证。虽说秦开五尺道距汉武帝时已约百年，但对于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存在的以蜀身毒道为代表的南方丝绸之路，朝廷却仍然毫不知晓，想自己开条通道，却又受阻昆明，以致演习楼船欲诉诸武力。汉武帝雄才大略开疆拓土，却无力打通早已存在的南方丝绸之路。商品的力量超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意志，这是值得深思的。

　　其次，南方丝绸之路是对外开放之路。虽说南方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历史，但在振兴云南和走出国门的今天来说，对这条西南通向世界的商业通道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我们的认识却令人遗憾地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云南地处边疆，与越南、缅甸和老挝三国接壤，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而向外辐射的对外开放商业通道，如从大理经迪庆进西藏到印度的茶马古道；从昆明经思茅、版纳到缅甸、泰国的丝茶古道；从昆明经红河、文山通往越南的滇交趾古道；从昆明经大理到保山的博南古道；以及从四川经昭通、昆明、大理、保山到腾冲，再由腾冲猴桥出境，经缅甸通往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南亚次大陆的古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等。这些对外商业通道，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清末民初时期，南方丝路作为沟通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商业通道，曾经辉煌过，每天商业马帮络绎不绝，腾冲、保山因此发展成为当时繁华的通商重镇。抗日战争中，史迪威公路即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唯一陆上通道，以其肩负着世界各国援华战略物资的运输重任而举世瞩目。可以说，近代云南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是与这些重要的对外开放商道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

　　第三，开发南亚次大陆市场不可忽视。与走向东南亚的思路相比，开发通往南亚次大陆和西亚商业市场的设想，还远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汉武帝欲打通的蜀身毒道，其走向就是要通往印巴次大陆，南亚人口超过10亿，是紧随东南亚之后的发展前景较好的地区之一，通过南亚次大陆，还可进入西亚这个盛产石油的“黄金市场”。二千多年以前，汉武帝不可能会想到“黄金市场”，但他却一心想打通蜀身毒道。如今，我们从“汉习楼船”中获得的，当然不应该仅仅只是一个历史典故而已。